高文彬(1921年一 ) 目前全世界唯一健在的全程参与1946-1948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大审判）的亲历者。上海人，1921年出生于上海。中国民主同盟成员。194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曾主讲国际法、国际私法、海洋法等。1945年夏大学毕业后，高文彬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刑庭书记官和上海老闸区区公所户政股长。因东京审判的需要，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募英语翻译，高文彬经东吴大学教授刘世芳（音）的推荐参加了测试，并被录取。高文彬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秘书，法庭翻译官，于1946年远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中方代表在审判环节中，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一个接着一个。经过艰苦卓绝的起诉、举证、辩论、审讯和量刑，17位中国代表最后完成了一项又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访谈者（以下简称访）：您说您一生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参加了东京大审判，一件是参与编纂了《元照英美法大辞典》，那此刻回首您在过往岁月曾经历过的这两桩大事，您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高：感触谈不上。大学毕业之后没过多久，就参加了东京大审判，在东京待了两年多；“英美法词典”过去没有，台湾地区虽然重视英美法，但这么多年没能力出，没这个人力。
2、访：您大学时代就读于东吴大学，请问您当时选择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原因是什么？
高：我父亲的老朋友丁正均先生，是东吴大学早年的学生，向我的父亲介绍东吴大学法学院，推荐我去报考。
访：所以说是您是受到了父辈的影响。
高：对。
3、访：请问您中学阶段学过英语吗，有英语的知识储备吗？
高：初中就开始学习英语了，但主要在高中花了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学习英语。我高中就读于东吴大学吴淞附属中学，这所中学和东吴大学属于一个教学系统，对英语学习要求比较严格，所以我在英语上花了好多时间。
4、访：请问您在高中就学期间，学校主要是由中国籍老师授课吗？学校里有外教吗？
高：一半一半吧。
访：在中学就这样了，那学校的教学模式还是挺国际化的。
高：整个东吴大学和附属中学的教学，实行英美式教学模式。
5、访：请问您高中升大学，是通过考试的方式考取的吗？
高：我是高中直接升大学的。前面说过，我的高中是东吴大学吴淞附属中学，高中毕业直接升入大学，我选择了法学院学习法学。
6、访：那您所在学校的学生是从高中毕业就可以直接读东吴大学吗？没有什么划分的标准吗？
高：倒也不是全部都能直接就读。但因为东吴大学和附属中学是同一个教学系统的缘故，所以附属中学的学生成绩特别优秀的，要读东吴大学还是没有问题的。
7、访：那像您这样直接升到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同学多不多啊？
高：不多。因为那时候处于抗战时期，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有些人中学之后就跑掉了，读书的人少，念大学的人更是不多。
8、访：那请问您在读书期间一个班或者一届有多少同学？
高：一个班三四十人吧。一开始进去有好几个班，但由于社会比较混乱，好多人跑掉了，一半同学走了，大概只有一半同学还坚持下来读书。不像现在，国家稳定繁荣。抗战期间，日寇入侵，局势很乱，学校都被迫搬过几次。还有一个原因是东吴大学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尤其是对英语成绩要求很高，很多学生因为英文程度不高这个原因也离开了，总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人都离开了，最后就剩下两个班不到的人。
9、访：那您在东吴大学法学院读书期间同学都是从附属中学上来的吗？有没有从外面，比如北方或南方的同学呢？
高：没有，很少有从其他地方的高中考过来的。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主要是东吴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中生。
访：因为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英语能力普遍较好，是吧？
高：是的。
10、访：那您当时读书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是吧？
高：是的，那时候读书，就是因为抗战，学校搬了好几次。
访：为什么呢？
高：因为那时候需要登记，有些学校通过内部关系办妥了。我们学校没有这种关系，没有办法登记，这样导致我们学校在当时不被承认，所以一些老师通过关系登记，但过段时间又不行了，只能到处打游击。
访：那在此期间，学校始终在上海吗？
高：虽然搬过几次，但始终在上海。
访：当时学校在上海有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干扰？
高：除了因局势动荡，学校屡次搬迁，师生们还是努力维持教学。
11、访：为什么不像其他学校一样搬到西南去呢？
高：一个原因是教师因素，好多老师都是江浙沪的人，故土难离。
访：条件不具备，也不像公办学校受到政府支持。
高：对。
12、访：请问您在东吴大学学习了四年吗？您能否跟我们谈一下您在大学学了哪些科目？
高：是的，学习了四年。学习的科目有：民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海洋法，等等。
访：有无偏重？
高：我们学校以英美法系的教学内容为主，所以学习的内容不同于复旦等其他学校，主要侧重于学习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少数老师是各国领事馆领事，还有一些是国内有名的英美法专家、国际法专家。
访：所以校外老师多。
高：是的，还是很多的。
访：他们授课是以英文为主还是中文为主？
高：中文老师则用中文讲课，外国老师课堂上用英文讲，考试也用英语考试，课堂上没有翻译。像德国民法是德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担任教师用英文讲课，如果有其他老师在的情况下，偶尔也会为我们解释。东吴大学学生英文水平高，甚至超过复旦大学学生的英语水平。
13、访：当时，东吴大学学生在考试时，会有作弊的情况吗？
高：那作弊不了的。即便有，也是极个别同学。当时，能坚持在大学求学的，都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的。大家都一心向学，也都很珍惜。
14、访：您上大学时，是走读还是住校？
高：走读。
15、访：学校的图书资料多吗？
高：资料有一些，不是太多。学习主要靠教材，教材不是东吴大学老师编的，其中一些是英文书，很难买不到。主要通过一家龙门书店去油印。
16、访：东吴大学的社团组织发展的怎么样？
高：学生组织很少，学生专注读书为主。
17、访：当时东吴大学会组织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吗？
高：有课外活动。当时有个国际法的老师叫艾国凡（音），是瑞士领事馆的法律顾问，同时也是东吴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一个学期会带我们到瑞士领事馆参加一次活动。
18、访：会去法院实习吗？
高：没有。
19、访：您是1945年毕业的？
高：我1941年上大学，1945年毕业。
访：那您有没有提前做好大学毕业以后的人生规划？
高：也没有规划什么。当时兵荒马乱，国难当头，还考虑不了太多事情。
20、高：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刑庭书记官，当了一两年，1946年就去了东京，参加对日本战犯的大审判。当时有个检察官是向哲浚，跟我的老师刘世芳（音），都是东吴法学院的，还是美国留学时的同学。当时向哲浚从重庆来，刘老师就把把我推荐给了他。我在东京审判期间，主要是在幕后协助检察官收集资料，查找日军的暴行，并未出庭担任翻译。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杀人比赛资料，就是我找出来的。在国际法庭的档案室里找资料，因为我懂一点日文，翻报纸刚好就翻到了那篇报道。前前后后，我在东京总共待了两年多。
21、访：回国从事什么工作？
高：后来去东吴大学当助教。
22、访：你在东京审判期间和向哲浚检察官的私交如何？
高：和向哲浚关系很好。我在东京审判期间，勤奋工作，受到他的赏识。后来，别的翻译员都走了，就我一人留下。回国时，还搬回两大箱资料，可惜这些资料后来都散失掉了。
访：那后来解放前夕的关头，向哲浚有没有和您讨论过去留问题？
高：没有。
23、访：解放以后您在哪里工作：
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或一九四九年前，我是在国民党的上海外事办事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或一九四九年后，去了上海人民政府外事处第四科，管地产。也不是所有的国民政府公职人员都可以保留公职，也要通过筛选，只留了几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24、访：您如何到上海海运学院工作的？
高：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在上海海运学院，有个叫温志义的人，早年间我们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到上海海运学院的外国语学院作副主任，他想把我留在外语学院。再后来，温志义有一次，跟他的老朋友魏文达先生提起有个东吴大学的校友叫高文彬，介绍了我的情况。刚好，魏先生也是东吴大学毕业的学生，他很希望我去海商法研究室工作。于是，我就这样来到了上海海运学院海商法研究室。
25、访：您任教时，学法学的学生一届有多少？
高：学生不多，20个人不到。后来就带研究生，魏文达先生是最早带研究生的，后来我也带。
26、访：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机遇参与编纂《元照英美法大辞典》的呢？
高：因为主编主要邀请东吴大学校友参与，我是东吴大学校友，所以躬逢其盛，有幸参与编纂。
访：东吴大学校友会，什么时候成立起来的。
高：我读大学的时候就有。
访：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现在。
高：对。
27、访：大学期间，认识《元照英美法大辞典》的主编潘汉典先生吗？
高：名字知道，但没有来往，后来是通过另一个校友薛波认识的。薛波认为英美法辞典当时没有，但是很有编纂的必要。薛波没有经费，只能号召东吴大学的校友来编纂，前后编了九年。我们当时不看重钱，注重学术传承，希望把我们所学的东西写下来，一心想要造福后人。
访谈时间：2017年3月10日
访谈地点：高文彬教授家中
访谈团队：李希平、石小东、陈刚、黄圣哲、沈刘杰
文本整理：陈刚、黄圣哲
